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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相遇想必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大理地处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结合部，苍山十九峰如屏风般耸立，洱海如镜面般铺展，地理上的封闭性使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化生态。大理古城的住户们，一定是充满惊讶地打量着这些头发蓬乱、背着巨大行囊的白人青年。对于本地人而言，这些外来者是难以理解的闯入者；而对于背包客而言，这些身着布衣粗服的白族老人和他们身后的瓦房，则是前现代田园最完美的布景。这种景观帮助他们完成了冒险者的身份建构：在他们的认知地图里，苍山洱海环抱下的大理，是中国的边缘；而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又是世界的边缘。双重边缘，这是只有冒险者才敢闯入的禁区。背包客们循着《孤独星球》，游历田野和白族社区，探访古城中濒临倾塌的老建筑，自认为正在深入原始，亲历真实。
这种幸存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对双重本真性的执着并非贪婪，而是一种维持精神与肉体双重存活的刚需。荒野的风景，允许幸存者们通过凝视一个“不像现代社会”的地方，来在精神上确认自己已经成功逃离了那座令人窒息的系统；但屋内的钢琴和咖啡，才是满足肉体惯习的锚点，也是区分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唯一壁垒。康韦无法剥离英国绅士的习性，如果没有中央供暖和三角钢琴，隐居便成了流放；背包客无法忍受真正贫穷带来的匮乏，香蕉煎饼与披萨是他们作为西方人的安全底线；数字游民恐惧阶级地位的跌落，高速WiFi和手冲咖啡证明他们依然在主流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必须将现代性移植至此，因为只有拥有这些现代设施，他们才能确认自身的幸存身份，体面地与真正的边缘群体——那些被迫生活在贫困中的当地人——划清界限。
这股同质化的浪潮抹平了地理的差异，消解了逃离的意义，甚至让身处其中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建筑师赵扬曾在大理见证过一个乌托邦愿景的破灭：2011年，单亲妈妈陈蓉为摆脱北京那种“只能在奋斗中寻找存在感”的生活，带着女儿迁居双廊，委托赵扬设计一座面向洱海、氛围闲适的家。然而不到一年，在资本力量的席卷下，曾经宁静的双廊渔村迅速变成一片充斥着高大密集的海景客栈的喧闹工地。双廊躁动的氛围让陈蓉放弃了长居念想，决定顺势投入这场资本游戏。她指挥设计团队将原本的家切割成追求坪效的客栈房间，又在工程中后期执意加码楼层和精品化客房，最终与设计团队不欢而散。陈蓉来到大理原是为了寻找自由，却没料到熟悉的都市竞速焦虑也波及至此，最终让自己变回了曾经最想逃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