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棋牌 - 权威信誉综合棋牌电子游戏推荐(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现代国家的儿童养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私人问题，中国亦不例外。早在中国现代化的肇始之端，知识分子们就认定“教育”这件事攸关民族生死存亡。但好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的答案也在百年来随着战争、革命和经济模式的转型而不断变化。198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成为执政者与知识界共同的关切，“人的现代化”便是其中一个核心论题。用人类学的术语讲，所谓“人的现代化”，指向的是一项主体性塑造的工程。随着中国越发卷入世界经济体系，这项工程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向——即培养未来能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高素质”劳动力。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期待，下一代人口的素质的提升，能够助力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依赖廉价劳动力向“知识经济”转型。
这样的宏观政治议程如何与家庭教育的日常联结起来？关宜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2000年代初的大众传媒和出版市场。在当年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流行育儿指南里，死记硬背、照本宣科的中式教育常常被斥为“填鸭”，鼓励孩子尽可能发挥想象力的美式课堂则被构建为理想的他者。有跨国生活经验的专家们指出，美国的教育看似混乱松散、缺少指导，却构成了孕育“创造力”的土壤，后者正是21世纪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课堂、家庭与市场，儿童有待开发的生命潜能与改革时代亟需释放的经济潜能形成了某种呼应：如果在市场经济之下，政府应该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提供制度支持促进民间经济活力的释放，那么教育者和家长们该如何为促进孩子的潜能开发培育合适的苗床？
当童年开始成为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预备阶段”，中国式家长、中国式养育，也开始遭受全面检讨。坊间流传的育儿故事总是发人深省：工薪家庭出身的残障女孩周婷为何能远赴美国求学，达成让普通人艳羡的成就？品学兼优的徐力何以做出“锤子杀母”的暴行、承受半生牢狱之灾？这些或鼓舞人心、或触目惊心的故事为千禧年的家长们留下了养育的醒世恒言，也为困扰着整个民族发展的教育之问提供了间接的诊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孩子的天资、品性，而是父母有没有给他们提供合宜的成长空间。如果国家的现代化工程依赖于高素质的下一代，那么这一人口治理的目标，最终要靠中国家长们对“养育方式”的改造来实现。这些蕴藏着社会转型寓言的育儿故事提醒人们看到，所谓儿童主体性的培育，实际上是靠家长主体性的重塑实现的。
随着中国父母对养育方式的改造被纳入到世纪之交“民族振兴”的叙事之中，作为养育者和照料者，他们也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调和这一工程的内在矛盾。这个尴尬的位置给中国家长们带来了新的困境。他们当然想遵循教育专家的建议、对表现不佳的孩子也施以“赏识”和“耐心”，让他们在阳光乐观的氛围中成长，然而残酷的竞争规则面前，他们却也时常徘徊不定、情难自禁。家庭里，深陷情感冲突的总是母亲——身兼家庭内外“双重负担”的她们被养育文本刻画成情绪化的存在。但真正让她们左右为难的是现实中的“不可通约之善”（incommensurable goods）：她们清楚对孩子“发火”会让他们备受打击，可小事上的放纵（完不成作业）有可能酿成大的危机（被老师放弃、同学排斥），甚至让他们面临被教育筛选淘汰的风险。这样的内在情感冲突不只是性别化育儿分工的副产品，它也在道德的层面提醒着我们，在中国做个好母亲远非轻而易举之事，而是一场随时随地需要权衡、挣扎、选择的斗争。
千禧年的家长们跨越阶层的养育共识是竭力为孩子“创造条件”。这样的“条件”可以是花钱送孩子进钢琴班、舞蹈班，陪着孩子学《新概念英语》，也可以是为了躲避不良同侪环境的影响而搬家，动用人脉帮孩子发表作文以博得老师的好感。在一个推崇竞争的社会，“淘汰”、“失败”是悬在每个孩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其说家长们“创造条件”是为了确保孩子“出人头地”，倒不如说他们的种种举动是出于一种中国家长内心尤其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他们普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条件”的匮乏，深知手上有牌可打、心中才能安定的道理。毕竟在一条险象环生的赛道上，一次貌似微小的机会错失就可能产生难以逆转的影响，即便他们明白，自己创造的种种“条件”孩子未必能利用起来，但尽力而为只是为了避免可能的遗憾，这是他们至少可以做到的，也是他们至多能够达成的。
关宜馨书中描绘的妈妈们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母亲。她们有着最琐碎的考量、最寻常的纠结，她们对孩子的关切有时甚至显得过于现实、功利，甚至连彼时流行的肥皂剧也不遗余力地展现她们的“庸俗”。与阿德里·库斯罗（Adrie Kusserow）笔下努力在极为不平等的世界里给孩子营造“平等”体验的精英父母不同，中国母亲们甚至会毫不遮掩地把“人分三六九等”的丑陋现实摊开来给孩子看。她们也羡慕作者口中不必在意经济保障、追求内心认定的意义感的“美式”生活，但这对她们的孩子而言终究是不切实际的奢侈。在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有限的社会资源之间，在过剩的学历和难以持续吸收白领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之间，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懈怠的余地。流行文化总是不懈地制造各种浪漫的泡沫，当年风靡大街小巷的赵宝刚式青春剧里，心怀理想的年轻人最终总能让保守的父母屈服妥协，而现实生活中的母亲们却深知，如果她们今天不做些什么，未来威胁到孩子发展的就是他们将要面对的社会本身。
或许在“投入”这个层面上，关宜馨书中描写的家长们，和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父母并没什么不同，在物质上他们很少对孩子吝啬，既愿意为了学区房、营养品、课外辅导、特长培训花钱，也愿意尽力满足孩子在追星和零食方面的消费。尽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中产家庭为确保孩子竞争优势的金钱投入要么被赤裸裸地赋予“拜物教”的含义，要么被轻易地斥为“溺爱”独生子女的表现，但在关宜馨眼中，这样的付出更接近于艾利森·皮尤（Allison Pugh）所说的“尊严经济”——与其说这一切是在帮孩子进行儿童版本的地位竞争，倒不如说是怕他们在他人面前感到自卑。“拜物教”里固然凝结着“价值注入”的维度，但也蕴含着不容忽视的道德考量；“创造条件”的行动固然包含着功利的企图，但也映射出普通人如何在难以抵挡的社会历史洪流中“掌握主动”。
以市为单位的中考决定了学生在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能否继续就读高中，以及就读什么样的高中（普通高中还是职业技术高中）。全国性的高考决定了学生最终将进入什么样的学院或大学（学术型还是职业技术型，“211”还是非“211”高校），以及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鉴于这两场考试事关重大，家长们认为就读合适的初中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学生准备中考的阶段，而中考之后则是学生准备高考的阶段。争取进入一所好名声的学校不只是执迷于社会地位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出于实际考量——确保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及（对一部分人而言）确保孩子能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学生都参加同样的标准化入学考试，那么那些过度依赖复习课、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却又没有高升学率的学校便不受青睐。相比之下，在声誉好的学校，有能力的老师会用聪明的方法缓和学习强度。
在昆明，我结识的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孩子能上云南大学附属初中，该校的高中升学率每年都排名第一。这所初中声誉极佳，以至于人们常开玩笑说，云南大学才是这所初中的附属学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它向非大学教职工家庭每年收取7000元人民币，三年下来的教育费用共21000元。该校的入学选拔考试由语文和数学两个科目组成。[1]根据《义务教育法》，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所在地的学校免试入学。但昆明的许多家长愿意“择校”，即在指定片区外找学校上。虽然21000元对普通的双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家长们都争着把孩子送进云大附中。我结识的一个家庭决定不把女儿送去这所学校（尽管她被录取了），原因是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他们最后对这个决定颇为后悔，因为女儿如今淹没在海量的作业中，而且通过云大附中的入学选拔考试也实属不易。
当试制度植根于唐朝开始的帝国官员选拔制度——科举。这是一种全帝国范围内实行的标准化、择优录取的政府官员选拔机制。没有什么比金榜题名、晋升士绅阶层更荣耀的事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必须背下四十多万字的内容才能掌握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诸门课程，同时他们也会求助神灵并使用占卜手段来应对压力（艾尔曼［Benjamin Elman］ 1991）16（2000）。时至今日，诉诸迷信依然常见，足以体现标准化考试带来的焦虑和不确定：父母会在当地寺庙敬神，还会用“聪”和“算”的同音字食材（即葱和蒜）做饭。同时，学生会避免摄入任何不吉利同音字的食物或饮品，他们甚至会避免理发，以免“从头开始”。我认识的一个女生还会穿红内衣来求好运，这是她妈妈的主意。
高考出了名的折磨人，它是一种将学生推向人类忍耐极限的制度（任柯安 2011）。中考同样会带来焦虑，因为不同于高考（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多次参加高考，直到考出满意的分数），学生只能参加一次中考。以2007年为例，中考一共包含六个科目：语文、物理、数学、政治/思想品德、英语和化学。总分是660分，根据预测，昆明重点高中的分数线分左右。参加考试后，考生需要在不知道自己分数的情况下，根据模拟测试的结果和往年各高中的分数线（分数线每年都会按照报考总人数和整体成绩的不同发生变化）进行估分，填报志愿。因此，入学考试都包含填报志愿这一额外工作，它需要有权衡各种因素和预测结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填报的志愿应与模拟考成绩相匹配，因为那些你可能考得上但在志愿中排名靠后的学校，可能不会接收你。
支持择校的人认为这是一种亟须的市场机制，能让筹资渠道多样化，公众和个人皆从中受益。他们认为，择校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大众对优质学校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通过市场体制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得到满足，同时也弥补了国家资金的不足（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2005）。择校的批评者则指出，择校违反了教育公平原则，加剧了学校之间既存的差距，助长了腐败，还给民众带来了过重的经济负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2005；杨东平［2004］2006）。由于往往需要支付择校费才能把孩子送进理想的学校，家庭因而倍感压力，不得不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与要不要支付数万元额外费用直接相关，学生因而心理压力倍增，必须刻苦学习。由于评估学校和老师根据的是学生的升学率，提供教育因而变成了狭隘的“应试教育”。
放眼全球，焦虑是中产阶级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代代人都必须通过教育成就来确保中产阶级身份地位（克雷默—萨德利克［Tamar Kremer-Sadlik］和古铁雷斯［Kris Gutiérrez］ 2013）137—138。和美国中产阶级母亲一样（尽管课堂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中产母亲也积极干预和学校有关的不利状况（拉鲁 2011）。在中国，考进好学校的热潮也与艾利森·皮尤在加州湾区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中发现的“铺路消费”（Pathway Consumption）相类似。“铺路消费”是为了创造那些能塑造人生轨迹的机会，以及确保“舒适”的学习环境（2009）177—214。因此，从比较视角来看，中国中产父母的强烈焦虑并不是完全独有的现象。全球经济鼓励个体“将自己视为可资管理和发展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安德训2013）13，并期望个体和家庭能吸收系统性矛盾的“冲击”（15）。各国的就业市场十分不稳定，毕业生失业的阴影笼罩着许多国家。通过对教育投入金钱和精力来投资人力资本的做法虽然不能保证回报，但至少是中产家庭掌控之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