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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汉奸，向来被视作出卖民族利益、背叛国家立场、投靠外敌的历史罪人，在中国近代那段列强环伺、山河破碎的岁月里，这个词更像是一把锋利的刀，既刺痛历史，也刺痛人心。近代中国的屈辱与动荡，使得汉奸一词频繁出现在历史叙事之中。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权更迭，各方势力为了争夺主导权与生存空间，背后往往牵连着列强的影子：皖系、直系、奉系无不如此，更遑论那些在利益诱惑之下投向英美或日本阵营的个体，其人数之多，早已难以一一细数。
而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这种复杂与背叛更被推向极端。日本为了推进侵略与殖民统治，在中国扶植起多个伪政权，以国家的外衣掩盖其傀儡本质，例如伪满洲国、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以及伪南京国民政府等。这些政权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皆为侵略体系的一部分，而其中参与其间的人，也因此被历史牢牢钉在争议与审判之中。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1883年5月4日出生。他的家族原籍绍兴，父亲汪省斋承袭绍兴师爷传统，在广东长期担任幕僚。幕僚并非朝廷正式命官，不列国家编制，收入自然有限，而汪家子女众多，一家生计因此显得尤为拮据清苦。汪省斋在原配去世后续娶吴氏，汪精卫便是吴氏所生。彼时父亲已年逾六旬，母亲则三十出头，他在家中排行第十，是最小的孩子。年幼的他三岁便随父亲辗转广东各地，耳濡目染官场与民间的复杂现实；五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已养成良好读书习惯，也因此格外受到父亲的喜爱与寄望。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听闻此事后，认为汪精卫颇具才华，遂聘其为家庭教师，每月薪酬十元。同时，他还参加各类书院考试，并可从地方获得膏火银资助，每月约二十元。汪精卫后来回忆道：父亲死后,没有什么遗产,我衣食住的费用,都仰仗于长兄。18岁三兄病殁,19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都靠这30块钱度日。寥寥数语之间，尽是生计维艰与命运沉重的现实压迫，那段岁月虽有才名，却远谈不上安稳。
1904年，汪精卫二十一岁。这一年，广东选拔留日学生，他参加考试并成功考取官费生资格，被录取进入日本法政速成科。九月，他乘船东渡，漂洋过海来到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在1906年的毕业考试中，同届三百余名学生，他取得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速成科毕业后，两广总督岑春煊希望他回国筹办广州法政学堂，但汪精卫以电报回复：人各有志,不愿回国。自此他留在日本继续深造，而广东方面也因此停止其公费资助，他转而依靠翻译书稿维持生活。令人意外的是，他每月译书所得反而高于原本公费收入二十多元，生活虽清苦却并未断绝。 也正是在日本的这段时间里，汪精卫的思想发生了剧烈转变。在国内，他长期接受的是孔孟伦理与三纲五常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结构相对保守；而在日本，他接触到的是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卢梭《民约论》以及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等西方思想体系，资产阶级民权观念与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冲击了他原有的认知框架。他后来曾说：留学法政,从宪法中得知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的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方向开始发生不可逆的转折。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局势风云激荡，清王朝摇摇欲坠，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正奔走各地，致力于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事业。1905年夏天，孙中山再度赴日筹备革命力量，汪精卫早已久闻其名，并心怀敬仰。同年七月下旬，他与朱执信一同拜访孙中山，一次深入的交谈，使这位年轻学子深受触动。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年有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正是第一次会见了孙中山先生。 7月30日，孙中山召集约七十余名革命志士与旅日华侨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汪精卫在会上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人共同参与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工作。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任庶务长，汪精卫与邓家彦分别担任评议长与司法部长。初入组织便承担如此重要职务，足见孙中山对其才学与能力的认可。此时的汪精卫正处于思想与激情的高峰阶段，以满腔热血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